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会经常提及，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，我们也会经常看到有人说我们要提升文化自信。但是基于这一切的根本，就是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文化，什么是中国文化，什么又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质，我们才可以提及去宣扬、复兴。
钱穆先生在其所著的《中国文化十二讲》中就谈及到了这一点。
钱穆（1895年7月30日—1990年8月30日 ），字宾四，笔名公沙、梁隐、与忘、孤云，晚号素书老人、七房桥人，斋号素书堂、素书楼。江苏无锡人，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。作为国学大师、中央研究院院士、故宫博物馆特聘研究员，钱穆先生毕生都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，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，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。中国学术界尊之为“一代宗师”，与吕思勉、陈垣、陈寅恪并称为“史学四大家”。
自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始，钱穆在乡村任小学教师。民国十一年（1922年）后，在厦门、无锡、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。民国十九年（1930年），由顾颉刚推介，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，跻身学术界。抗战前，任燕京大学、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北平师范大学教授，讲授学术思想史，确立学术地位。抗战时，随北大南渡，著《国史大纲》，并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、齐鲁大学、武汉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华西大学、四川大学主讲文史课程。抗战后，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、云南大学、江南大学、广州私立华侨大学。 1949年赴香港，创办新亚书院（港中大创始书院）。 1967年迁居台北，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教授。 1990年在台北逝世，享年95岁。1992年归葬太湖。
这篇博客就打算逐步写一些关于钱穆先生的《中国文化十二讲》的读后感。
什么是文化
文化，是人类社会相对于经济、政治而言的精神活动及其产物，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。教育、科学、艺术皆属广义的文化，而政治、经济与文化相互关联、相互作用。实际给文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，非常困难。对文化这个概念的解读，人类也一直众说不一。文化顺乎时代潮流具有不定性，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文化。
“文化”一词的英文原文，最开始是civilization，这个词语大意指一种偏近城市的、可以互相传播的文化，由于是偏向于城市，所以趋向于“物质”方面，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的以蒸汽机为核心的机械改革，比如电气、电灯，这些物质的文化，是从一个地点传播到另一个地点，就像放射状一般扩散出去。当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从英国开始的，所以英国就比较倾向于用这个词语。
但是，德国是在物质现代化的进程中比较落后的一个国家，所以德国创造了一个词语culture，来表示自己的文化。其实这个词语同上面的civilization一样，都是从希腊文中演变出来的，但是这个词语表示偏紧与田野农作方面的文化。就如同一切植物有着自己的内在生命和外在的生长。其实就是微观看到的细胞生存以及我们宏观看到的植物在生长，代表着个人的生活和集体的文化。这就引申出，我们集体的文化是靠着我们每一个人组合起来体现出来的。
这两个词语流传到中国，正好对应着“文明”和“文化”这两个汉语词语。
我们先来看一下“文明”，这一词语出自《易经·贲卦》的《彖辞》：刚柔交错，天文也。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
